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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一张表”。在北京中关村创业大街专精特新服务站,“一张表”上需求清单、服务清单、解决清单一目了然。找场地、寻人才、问市场……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各类诉求得到精准解决。目前,北京已建成110家专精特新企业服务站,形成“五公里服务圈”。重点培优,突出靶向施策,有利于打造更多科创“轻骑兵”。
展会期间,晋江还举办了“晋品出海”建材专场签约仪式,来自越南、印尼、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的商协会代表签约合作,助力越来越多的优质“晋江创造”走向世界,货通全球。
今年36岁的李樟煜,已经在残疾人自行车项目征战多年。2012年伦敦残奥会,他第一次实现了残奥冠军梦。接下来,从里约到东京,再到巴黎,他带着梦想破风前行,每届残奥会都有金牌入账。据介绍,李樟煜获得的各类国际赛事奖牌已有50多枚。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潘建伟、彭承志、廖胜凯等科研人员与多家科研机构协同攻关,在星地量子通信方面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研究。例如,在“星”方面,突破系列关键技术,研制出国际首颗量子微纳卫星“济南一号”;在“地”方面,进一步发展了小型化地面站系统,大幅降低重量便于快速部署。
罗森:中国地域辽阔,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在历史上,对动植物和自然科学的系统研究相对较少。尽管中国有《本草纲目》这样的医学巨著,但在地质学、植物学等自然科学领域的探索却相对有限。而在欧洲,许多学者早已投身于自然研究。例如,在达尔文之前,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便前往南美,考察并记录当地的动植物、地理和气候。我认为,造成这种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科举制度。中国的精英阶层长期以来主要专注于经史典籍的研读,而不是自然世界的探索。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科学研究的发展。相比之下,工匠阶层虽然在木材、陶土、纺织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但他们与知识分子几乎没有交集,知识难以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流通。而在欧洲,社会阶层的流动性相对更强。比如,在一个有多个孩子的家庭中,长子通常继承家业或土地,而其他孩子可能会选择接受教育、进入教会或投身科学探索。像达尔文,他原本打算成为一名牧师,但后来发现自己真正的兴趣是自然科学。洪堡也是如此。他们愿意远行考察。这种探索精神在欧洲的航海时代尤为重要。此外,航海本身也是一个技术挑战。相较于大西洋,横跨太平洋的难度要大得多。太平洋面积庞大,风向复杂,季节性变化显著,航行者必须掌握如何借助风力航行。而且,在漫长的海上航行中,要精确确定自己的位置,必须依赖精准的计时工具。航海钟的发明正是在伦敦完成的。
北京某纳米膜材料实验室副研究员段锋介绍,现在冲锋衣面料不断升级,已经在使用纳米膜做防水透气层。其纳米纤维的直径只有人头发丝的几百分之一,通过“焊接”技术可以将纳米纤维链接在一起,使整个膜成为一个稳固的网状结构。
再如,饭前20分钟喝200毫升到300毫升的水或清汤,可以增加饱腹感,正餐搭配可以是足够的青菜,适量的蛋白质(鸡鱼肉蛋)和少量的碳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