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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近些年受经济下行、大规模减税降费、楼市土地市场低迷等影响,地方财政收入受到一定冲击,而刚性支出有增无减。在财政收支矛盾不断加大的背景下,地方政府也有更大的动力加强征管,查漏补缺,依法依规征收该征收的税费。当然,税务部门也要同时落实落细减税降费政策,坚守不收“过头税费”红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强调的扩大内需,并不只是扩大政府公共支出,必须在合理引导消费、储蓄、投资等方面进行有效制度安排。”消费潜力的释放并非自发实现,而是有赖于科学有效的制度安排予以引导,更离不开财政、金融等宏观政策的协同发力、有为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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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紧抓经济全球化发展机遇,持续深化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形成了门类齐全、配套完整的产业体系,外贸规模不断扩大,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关键环节。在这一过程中,我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综合国力大幅跃升,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升,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世界经济增长不平衡不确定性增大,部分国家“筑墙设限”,内顾倾向明显上升。我国面临的外部打压遏制不断升级,外贸不确定性显著上升,外部需求或将呈收缩趋势。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必须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构建完整内需体系,以自身的稳定发展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

  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走向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的高水平开放,既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有着深刻的学理逻辑。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国际分工从以往的产业间分工深化为产业内分工甚至产品内分工,形成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使产品贸易、国际投资和服务贸易之间的相互依存成为国际经贸交往的核心。比较来看,产品贸易会更多受“边境”规则的约束,服务贸易和投资活动则更多受“边境内”规则的制约。比如,一个提供专利许可和技术咨询服务的企业给国际客户提供服务的方式通常有三种:一是将专利和技术方案存于电子介质,通过网络远距离提供给国外客户;二是派员工到国外与客户见面,面对面提供专利和技术服务;三是到国外投资建立分支机构,实现服务的当地供给。对于提供服务的这一家企业来说,知识产权保护、人员短期流动和签证政策、投资政策、竞争政策等“边境内”规则,是比关税和海关程序等“边境”规则更重要的问题。随着服务贸易和国际投资重要性的提高,特别是当服务贸易和国际投资成为维系国际分工和全球价值链的必要条件时,“边境内”规则对国际经贸交往的影响越来越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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