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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度型开放本质上是从“边境开放”逐步走向“边境内开放”，在实现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对接的过程中，争取在国际经贸规则调整中占据主导地位。规则的作用不仅是规范市场行为，更重要的是能够改变各国基于禀赋条件的比较优势，并对最终的利益分配格局产生深刻影响。从短期来看，国际经贸规则影响一个国家现有的竞争优势能否充分发挥；从长期来看，国际经贸规则影响一个国家的竞争优势能否持续，以及能否培育出新的竞争优势。这些都是一个国家从国际经贸交往中获取利益的必要保障。因此，各国所参与的国际竞争，不仅是微观主体的市场竞争，还有政府在国际规则制定过程中的竞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大国竞争的本质在于规则和制度的竞争，这是高水平制度型开放的重要指向。

　　南开大学教授祁艳玲等学者建议，加大对基础研究项目的长周期资助，延长整体考核年限，允许“失败”，并回归“预聘-长聘”的制度理念，筛选有学术志向和潜力的青年学者，让他们专注研究领域或扩展新的跨学科方向。一位科研机构工作人员建议，可以建立科技人才“代表作”制度，鼓励科研人员提交最能体现其学术水平和贡献的成果，突出关键成果的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构建新发展格局》中指出：“二〇〇八年国际金融危机是我国发展格局演变的一个重要分水岭。”改革开放后，我们打开国门，扩大对外贸易和吸引外资。特别是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深度参与国际分工，融入国际大循环，形成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发展格局。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们把扩大内需作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基本立足点，推动经济发展向内需主导转变，国内循环在我国经济中的作用开始显著上升，经常项目顺差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断下降，内需在国民经济循环中的主导作用正在显现。与此同时，国内需求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还有着巨大的增长潜力。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还不够高、居民消费倾向偏低、供给结构对居民消费升级的适配性不够等因素，也制约了我国居民消费增长潜力的进一步释放。

　　据英国政府13日发表声明称：“今天的行动包括英国首次针对俄罗斯总统‘影子舰队’中的船只实施制裁，俄罗斯利用这些船只规避英国和七国集团（G7）的制裁，并继续不受限制地进行石油贸易。”这些新制裁还针对俄罗斯军方的弹药、机床、微电子和物流供应商，包括位于中国、以色列、吉尔吉斯斯坦和俄罗斯的实体。声明写道，英国首相苏纳克在意大利参加G7峰会时宣布了这些新的制裁措施，“这将削弱俄罗斯为其战争机器提供资金和装备的能力”。

　　两个体系相互支撑，形成了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松山湖模式”，让创新技术加速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助力创新企业跨越“死亡谷”、攀登新高峰。

　　发挥好财政政策的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在总量上，强化财政总量调控能够有效提振市场信心、稳定社会预期，为稳增长、扩内需提供坚实支撑。在结构上，确保财政资源精准投向有助于促进消费、改善民生和增强经济韧性的重点领域。在习近平经济思想指引下，我国统筹安排财政收入、政府债券等各类财政资金，提高赤字率，合理扩大财政支出规模，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强度；加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力度，扩大超长期特别国债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规模，提升财政政策的逆周期调节能力。聚焦基本民生保障，加大对地方一般性转移支付力度，兜牢“三保”底线，向困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倾斜；扎实推进“两重”建设，加力支持“两新”工作，积极扩大有效投资，用好超长期特别国债和地方政府专项债，发挥财政引导作用，带动社会资本参与新型基础设施和重点领域建设，加大对设备更新和新产品规模化应用的支持力度，推动消费品以旧换新，释放消费潜力。此外，还要通过用足用好稳岗返还、税费减免、就业补贴等政策，促进更充分、更高质量就业；健全基本养老、基本医疗保险筹资和待遇合理调整机制，逐步提高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稳步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水平，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在清明的雨纷纷中，蔡景晖流连在三苏祠博物馆的古树旁、雕像前，他饮用老井中的清水，抚摸着路上的石头，好似回到了历史现场，收获着一个和文明深度链接的机会。他说，古人的墓，一个古建筑，一个雕像，一个物件，都会因为它的时空参数让今人有机会回到那个时代，想到当时古人们的故事、选择、精神和留下来的财富。“这些是流传在这片土地上几千年的文明的具象载体，是我们文明的根。”蔡景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