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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在不断强化税收征管的同时,应该同步适度推进税制改革,适度降低名义税率,让企业实际税负维持在一个合理水平,同时国家财政收入也并不会由此减少,进而实现良性循环。

  发挥好财政政策的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在总量上,强化财政总量调控能够有效提振市场信心、稳定社会预期,为稳增长、扩内需提供坚实支撑。在结构上,确保财政资源精准投向有助于促进消费、改善民生和增强经济韧性的重点领域。在习近平经济思想指引下,我国统筹安排财政收入、政府债券等各类财政资金,提高赤字率,合理扩大财政支出规模,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强度;加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力度,扩大超长期特别国债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规模,提升财政政策的逆周期调节能力。聚焦基本民生保障,加大对地方一般性转移支付力度,兜牢“三保”底线,向困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倾斜;扎实推进“两重”建设,加力支持“两新”工作,积极扩大有效投资,用好超长期特别国债和地方政府专项债,发挥财政引导作用,带动社会资本参与新型基础设施和重点领域建设,加大对设备更新和新产品规模化应用的支持力度,推动消费品以旧换新,释放消费潜力。此外,还要通过用足用好稳岗返还、税费减免、就业补贴等政策,促进更充分、更高质量就业;健全基本养老、基本医疗保险筹资和待遇合理调整机制,逐步提高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稳步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水平,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依据国际经济学的理论逻辑,企业为了进入国外市场,需要支付额外的市场进入成本,包括跨国运输成本、“边境”规则产生的贸易成本以及进入国外市场内部的交易成本。运输和通信技术的进步显著降低了跨国运输成本,多边贸易体系的发展大幅度降低了“边境”规则产生的贸易成本;此外,通过国际直接投资可以规避跨国运输成本和“边境”规则产生的贸易成本。因此,如何降低进入一国市场后面临的交易成本,就成为企业面临的最重要、最迫切的问题。因为各国国内规则的差异,企业在进入国外市场之后需要适应新的规则体系,并作出各种调整和变化,由此带来额外的交易成本。因此,为了维系和便利这种复杂的国际经贸交往,既需要改善各国的市场准入条件,更需要在协调各国国内政策、规则和制度的基础上形成新的面向未来的国际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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