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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驻英国使馆发言人强调，在乌克兰问题上，中国的立场是劝和促谈，坚定不移，一以贯之。为此，中国和巴西最近联名发表了关于推动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六点共识”，强调遵守局势降温三原则，即战场不外溢、战事不升级、各方不拱火，同时呼吁各方坚持对话谈判、加大人道主义援助、反对使用核武器、反对攻击核电站、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等。
制度型开放本质上是从“边境开放”逐步走向“边境内开放”，在实现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对接的过程中，争取在国际经贸规则调整中占据主导地位。规则的作用不仅是规范市场行为，更重要的是能够改变各国基于禀赋条件的比较优势，并对最终的利益分配格局产生深刻影响。从短期来看，国际经贸规则影响一个国家现有的竞争优势能否充分发挥；从长期来看，国际经贸规则影响一个国家的竞争优势能否持续，以及能否培育出新的竞争优势。这些都是一个国家从国际经贸交往中获取利益的必要保障。因此，各国所参与的国际竞争，不仅是微观主体的市场竞争，还有政府在国际规则制定过程中的竞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大国竞争的本质在于规则和制度的竞争，这是高水平制度型开放的重要指向。
内需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关系我国长远发展和长治久安。”《习近平经济文选》第一卷中多篇著作都对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构建完整内需体系作出深刻论述。习近平总书记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指出：“我国对世界的吸引力依赖于巨大的国内市场，我国经济动力也源于巨大的国内市场”；在《关于构建新发展格局》中指出：“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这是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增强国内大循环主体地位的重要基础”；在《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中指出：“扩大内需并不是应对金融风险和外部冲击的一时之策，也不是要搞大水漫灌，更不是只加大政府投入力度，而是要根据我国经济发展实际情况，建立起扩大内需的有效制度，释放内需潜力，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加强需求侧管理，扩大居民消费，提升消费层次，使建设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成为一个可持续的历史过程”；等等。这些重要论述，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洞察和对我国发展大势的科学研判。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既是应对外部环境深刻变化、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然选择，也是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关键举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部署2025年重点任务时强调“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完整内需体系的重要论述，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以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协同发力，为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加快构建完整内需体系夯实基础。
公器私用，将地质调查、矿产开发等权力作为敛财纳贿的工具，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项目承揽、矿权审批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中国名义税负一直高于实际税负。所谓名义税负是指企业名义上该缴纳的税费。由于征管、企业对税法理解等原因，实际上企业不一定足额缴纳法律意义上的税费。
进一步理顺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发挥实效，离不开中央的顶层设计和地方的有效落实。在习近平经济思想指引下，我国进一步理顺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增强地方财政政策落实效能和执行能力，为稳消费、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一是增加地方自主财力。拓展地方税源，适当扩大地方税收管理权限，合理扩大专项债券支持范围，适当扩大用作资本金的领域、规模、比例；规范非税收入管理，下沉部分非税收入管理权限，由地方结合实际差别化管理；适当加强中央事权、提高中央财政支出比例，不得违规要求地方配套资金。二是完善转移支付制度。清理规范专项转移支付，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进一步完善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提升市县财力同事权相匹配的程度；建立促进高质量发展转移支付激励约束机制，引导地方更好服务大局、推动发展。三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推进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稳步下划地方，完善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和抵扣链条，优化共享税分享比例；统筹考虑将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合并为地方附加税，授权地方在一定幅度内确定具体适用税率，提升地方税收自主性和可持续性。四是强化风险防控机制。完善政府债务管理制度，建立全口径地方债务监测监管体系和防范化解隐性债务风险长效机制，统筹推动地方融资平台改革转型，规范举债行为，守住风险底线。
另外，近些年受经济下行、大规模减税降费、楼市土地市场低迷等影响，地方财政收入受到一定冲击，而刚性支出有增无减。在财政收支矛盾不断加大的背景下，地方政府也有更大的动力加强征管，查漏补缺，依法依规征收该征收的税费。当然，税务部门也要同时落实落细减税降费政策，坚守不收“过头税费”红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