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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3月20日电 (岳依桐 钟卫泽)四川省台湾同胞联谊会主办的“情融两岸·味蕾奇遇记”台湾美食推广季线下活动20日在成都举行。活动现场发布了“在川台湾美食地图1.0”。

　　巴塘县境内，游客用卫星电话报警求助，自驾到格聂南线莫拉山垭口因突降大雪被困。巴塘县公安、应急和消防等部门携防高原反应药物、照明工具、御寒衣物、热水食物等救援物资，赶赴现场救援。莫拉山距巴塘县城40多公理，因积雪太厚无法到达被困人员所处位置，加之山上无手机信号，无法联系被困游客。面对困难，救援队采取徒步上山开展救援工作。经紧张搜救，成功找到被困游客3车、8人。经过努力被困人员也转移到县城。

　　三是加强内外贸一体化政策支持。在符合世贸组织规则前提下，统筹用好现有资金渠道，支持企业开拓市场。落实国内贸易信用保险政策，支持企业采取投保的方式，分散企业贸易风险。同时，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在融资、利率等方面的支持。

　　人形机器人也能跑马拉松？上下坡、转弯、跨越减速带……走进北京中关村(亦庄)国际机器人产业园，只见人形机器人“天工”正加紧训练，备战即将举行的半程马拉松比赛。

　　登高而望远。新时代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发展数字经济，将其上升为国家战略。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实施网络强国战略和国家大数据战略；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加快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健全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制度”。

罗森：中国地域辽阔，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在历史上，对动植物和自然科学的系统研究相对较少。尽管中国有《本草纲目》这样的医学巨著，但在地质学、植物学等自然科学领域的探索却相对有限。而在欧洲，许多学者早已投身于自然研究。例如，在达尔文之前，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便前往南美，考察并记录当地的动植物、地理和气候。我认为，造成这种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科举制度。中国的精英阶层长期以来主要专注于经史典籍的研读，而不是自然世界的探索。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科学研究的发展。相比之下，工匠阶层虽然在木材、陶土、纺织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但他们与知识分子几乎没有交集，知识难以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流通。而在欧洲，社会阶层的流动性相对更强。比如，在一个有多个孩子的家庭中，长子通常继承家业或土地，而其他孩子可能会选择接受教育、进入教会或投身科学探索。像达尔文，他原本打算成为一名牧师，但后来发现自己真正的兴趣是自然科学。洪堡也是如此。他们愿意远行考察。这种探索精神在欧洲的航海时代尤为重要。此外，航海本身也是一个技术挑战。相较于大西洋，横跨太平洋的难度要大得多。太平洋面积庞大，风向复杂，季节性变化显著，航行者必须掌握如何借助风力航行。而且，在漫长的海上航行中，要精确确定自己的位置，必须依赖精准的计时工具。航海钟的发明正是在伦敦完成的。

罗森：敦煌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化交汇点，它展示了西亚的艺术与思想如何随着佛教的传播进入中国，并逐渐融入中原文化，最终成为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们在唐代壁画和装饰中所见的诸多精美图案，实际上正是通过敦煌这一门户自西亚传入，并在中国工匠的巧思之下加以融合、演变形成的。从墓葬文化到石峁遗址，研究中国早期文明，必须关注不同的“文化入口”，即外来文化如何进入中国。这些入口几乎都位于北方，其中最重要的三条文化传播通道是河西走廊、汾河流域和北京地区。值得注意的另一点是，中国对海洋的利用一直相对有限。明朝之前，海洋在中国的国家战略中并未占据重要地位。我想，部分原因在于首都与海洋相距遥远，统治者对海洋事务的关注较少。并且，海上盗匪的存在也使得中国对海洋发展的兴趣不大。然而，到了明朝，随着外国势力的到来，中国不得不重新审视海洋的战略地位。作为中国人，你们不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在丝绸之路的鼎盛时期，中国的对外交通主要依赖新疆和草原通道。但随着欧洲人掌控大西洋，全球贸易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要知道，欧洲人首先掌控了大西洋，而中国从未真正尝试过主导海洋。对欧洲而言，这是一种生存的必要，因为欧洲被海洋环绕，如果不掌控海洋，欧洲人就无法维持生存。因此，欧洲人不得不进行这项壮举：横渡大西洋。这并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你不能直接穿越大西洋，也不能绕过非洲直达印度洋，而是必须先向西航行，抵达南美洲，然后再折向东，绕过非洲南端，沿着一条极为复杂的航线前往中国。实际上，中国完全有能力穿越太平洋，但历史上几乎没有尝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