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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森：我认为，我最大的贡献其实是推动我所在的机构——无论是大英博物馆还是牛津大学——更加重视中国。比如，在大英博物馆资金有限、没有专项拨款的情况下，我想方设法筹措资金，使得中国馆得以扩建和改善。学术上的主要贡献，首先是系统整理和记录大英博物馆所收藏的玉器，出版了《新石器时代至清代的中国玉器》，在我之前，还没有人如此详细地梳理和研究这批藏品。其次，我认为《莲与龙：中国纹饰》是我写过的最“聪明”的一本书。以云冈石窟为例，其建筑风格实际上受到了希腊和西亚的影响，某些部分饰有涡卷纹，而这种涡卷纹源自西方：你可以在大同的装饰纹样中看到它，但在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上却找不到。这种涡卷纹最早可追溯到古埃及和古希腊，并经由西亚传入中国。我想呈现的是，中国佛教石窟装饰风格的整体演变过程。有些装饰元素随着佛教传入中国，并在本土环境中发展。例如，云冈石窟的一个柱子顶部装饰着被称为“爱奥尼亚柱头”（Ionic capital），这一设计最早诞生于古希腊。明清时期，青花瓷被大量出口到中东，在书的最后几章，我探讨了中东对中国的影响。伊斯兰装饰艺术中出现了中国元素，比如龙和凤，甚至在一些伊斯兰手稿中，也能看到源自中国的云纹。这种交流并非单向，而是双向的、相互作用的。《莲与龙：中国纹饰》正是探讨这种文化互动如何发生，它不仅仅是单个物品的流动，而是随着佛教的传播进入中国，在本土发展，并在蒙古帝国及伊斯兰世界的影响下，又向地中海地区扩散。乍看之下，这似乎微不足道，但实际上，它揭示了所有文化交流的深层机制。这种东西方之间的互动模式，不仅体现在石窟艺术中，也广泛存在于陶器、瓷器等领域。

　　在康定市，交通、市政部门调集铲雪车、融雪剂，重点保障折多山和康定城区交通畅通，向高海拔农牧区紧急发放应急饲草料、陈化粮百余吨，将矿泉水、面包和方便面等物资发放给未及时通过降雪路段的滞留人员，并协同交通、交警部门开展道路疏通保障及应急服务工作。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拟安排地方政府专项债券4.4万亿元、比上年增加5000亿元，重点用于投资建设、土地收储和收购存量商品房、消化地方政府拖欠企业账款等。

　　2025赛季中国足球甲级联赛揭幕战只是一个开胃菜，整个赛季有超10场主场赛事将在铜梁举行。为最大化发挥赛事溢出效应，铜梁将打造多元化消费场景，满足消费者多样化需求。在赛事期间，当地组织开展文化展览、非遗展陈等展示铜梁文化特色、提升赛事氛围的活动；结合赛事安排和时令季节，加大周末到铜梁观球赛、赏龙舞、逛古城、品美食的宣传力度；做深做实“第二现场”“球迷集市”“足球夜市”。

　　在控制了学生家庭背景、年级、专业、院校等变量对个人成就发展的影响后，研究发现，拥有超前学习经历的拔尖学生所展现出的发展优势依然显著。这说明，至少对于有能力入围一流大学拔尖项目的学生而言，超前学习所提供的个性化学术支持确实实现了赋能——有的侧重提升成绩，有的促进了学生的自信和内驱力。

　　同时，扬州在实施意见中还明确六大任务，即发布城市机会清单、造智能制造标杆场景、建立供需对接机制、支持新产品推广应用、建设应用场景示范区、数字技术赋能新场景。

罗森：“丝绸之路”这一概念最早由一位德国地理学家提出。他在中国旅行时发现了这条通向西方的贸易路线，并为它命名为“丝绸之路”。但这样的定义过于单一，并没有考虑贸易的双向性。他并未考虑从西方输入的马匹。若中国不将大量丝绸运往新疆阿勒泰换取马匹，这种贸易就不会存在。阿勒泰位于新疆北部，马匹主要通过这里进入内地。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历史背景是，当时，蒙古地区被匈奴控制，他们无法从北方获得马匹，只能转向西北，沿着河西走廊一路到达新疆和宁夏。这一转变非常重要，大约从秦朝开始，秦朝修建了长城，以抵挡匈奴的南侵，但也让匈奴变得更加强大，因为这让匈奴知道了进攻的方向：如果没有长城，他们可能会零散地发动入侵；有了长城后，他们集中力量发起进攻。秦朝不得不用金钱和丝绸收买匈奴，让他们撤退。中国人不得不绕开匈奴的控制，向更远的西方寻求马匹，并进入我们今天所称的“斯坦”地区——如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这一过程不仅塑造了中国西部边疆的格局，也让丝绸之路成为国际交流的枢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