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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森：它更像是一种文化传统。当然，宗教信仰本身也是文化传统的一部分。比如，在西方，基督教信仰体现在去教堂、向上帝祈祷等，而这些行为往往由家庭代代相传。所有家庭都会教育下一代如何在这个世界中生存。远古时期，人们教孩子如何狩猎，后来教他们如何耕种。不过今天，我们正面临着一个新的挑战——工业化和现代化正在深深改变我们的社会，个人的选择权越来越大，而各国政府也对此感到困惑。当今世界的社会变迁，经历了两个关键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世纪到20世纪初，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和大城市的兴起，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第二阶段是从20世纪末至今，数字化成为主要的变革动力。我认为，这也恰恰是中国的一大优势。中国的语言，无论是书写还是口语，都比西方语言更接近数字式的表达。这使得中文能够更容易地转换成数字形式。中国人在数学方面的优势显而易见。如果未来中国引领世界变革，那一定是在数字科技领域。

　　在台湾从事农业工作的詹先生说：“观看电影《哪吒2》的头一天晚上，我和朋友在酒店用平板重新观看了《哪吒2》前作《哪吒之魔童降世》，这样观影情节串联更顺畅。台湾的朋友都羡慕我能观看电影《哪吒2》。”

　　王沪宁表示，中柬是同甘共苦、守望相助的铁杆朋友。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入高质量、高水平、高标准的新时代。中方愿同柬方一道，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动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的更大进展。

　　技术交易方面，将举办全球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促进大会等十余场技术交易活动，来自34个国家的30多家专业技术转移机构、120多所高校院所、200多家创投机构、2000多家创新企业共同参与，进一步促进创新要素供需对接。

　　来自宝岛台湾的鲍谦，正在山东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学院求学。他告诉记者，自己求职之前便查询了相关政策，如济南市人才政策“双30条”。“我们可以放心地去学习，将来有丰富的就业岗位可以选择。”

罗森：中国地域辽阔，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在历史上，对动植物和自然科学的系统研究相对较少。尽管中国有《本草纲目》这样的医学巨著，但在地质学、植物学等自然科学领域的探索却相对有限。而在欧洲，许多学者早已投身于自然研究。例如，在达尔文之前，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便前往南美，考察并记录当地的动植物、地理和气候。我认为，造成这种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科举制度。中国的精英阶层长期以来主要专注于经史典籍的研读，而不是自然世界的探索。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科学研究的发展。相比之下，工匠阶层虽然在木材、陶土、纺织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但他们与知识分子几乎没有交集，知识难以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流通。而在欧洲，社会阶层的流动性相对更强。比如，在一个有多个孩子的家庭中，长子通常继承家业或土地，而其他孩子可能会选择接受教育、进入教会或投身科学探索。像达尔文，他原本打算成为一名牧师，但后来发现自己真正的兴趣是自然科学。洪堡也是如此。他们愿意远行考察。这种探索精神在欧洲的航海时代尤为重要。此外，航海本身也是一个技术挑战。相较于大西洋，横跨太平洋的难度要大得多。太平洋面积庞大，风向复杂，季节性变化显著，航行者必须掌握如何借助风力航行。而且，在漫长的海上航行中，要精确确定自己的位置，必须依赖精准的计时工具。航海钟的发明正是在伦敦完成的。

罗森：我在大学里主修了中国文化，分别获得了考古学与历史学，以及中文学位。1971年，我完成了中文学位，并于1975年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那时我还很年轻，对中国既充满惊讶，又无比兴奋。从那一刻起，我对中国的兴趣便与日俱增。我一直希望中国能更加清晰地向世界阐释其独特的魅力，也希望中国能在未来的发展中取得更大的成功。中国已经做得非常出色，理应更加自信；当然，任何国家都会面临挑战，但我对中国始终充满欣赏与敬意。但像我这样专注于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西方学者其实是少数。遗憾的是，这个领域的人数依然稀少。大多数学者的研究对象是现代中国，而这一领域往往涉及政治，常常会变得颇为复杂。我对中国当前的许多政策持认同态度，但在西方学术界，公开表达这样的观点可能会引起同事的不满。然而，研究古代中国就很少会有这样的顾虑。选择研究古代中国，是一个非常明智的决定。 古代中国的历史、文化和思想，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现代中国的许多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