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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意识到，不恰当的“过度教育”是针对一个具体的学生而言，当学生在志趣态度和才智力量上都缺乏准备、但学习任务却已多到无法消化，他们只能囫囵吞枣、“生吞活剥”，一旦受教育的时间结束，就会愤愤然地放弃所学的一切——这才是违背教育规律的，是应当坚决予以制止的“过度教育”。

　　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传统生产力主要依靠要素投入、依赖能源资源消耗，新质生产力聚焦前沿领域，贯彻绿色发展理念、体现低碳发展导向、注重可持续发展，以更少的资源能源消耗、更低的碳排放和污染排放实现更高质量的价值创造，是由绿色技术推广应用形成的高质量发展的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

　　2015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贵阳市大数据应用展示中心考察时指出，面对信息化潮流，只有积极抢占制高点，才能赢得发展先机。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指出，希望贵州“在实施数字经济战略上抢新机”。

2018年，上海推出了政务服务平台“一网通办”，这是上海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的重要举措，也是上海深化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工作抓手。

　　详细剖析两个企业补税案例，也能一定程度上消除上述担忧。枝江酒业之所以被要求补缴8500万元消费税，直接原因是审计部门发现问题，税务部门据此执行。

罗森教授是西方最活跃的中国艺术与考古学者之一。她曾任大英博物馆东方古物部主任、牛津大学墨顿学院院长及牛津大学副校长。1990年当选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2002年被英国女王授予“大英帝国爵级司令勋章”， 2012年成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外籍院士，2017年获弗瑞尔奖章，2022年获唐奖汉学奖。她的研究领域广泛，涵盖古代青铜器、玉器、石窟艺术及中国墓葬结构等。她在中国出版的著作包括《中国古代的艺术与文化》《祖先与永恒》和《莲与龙：中国纹饰》。她的新作《古代中国的今生与来世》（Life and Afterlife in Ancient China）预计将于2025年下半年在中国出版。

罗森：我认为，我最大的贡献其实是推动我所在的机构——无论是大英博物馆还是牛津大学——更加重视中国。比如，在大英博物馆资金有限、没有专项拨款的情况下，我想方设法筹措资金，使得中国馆得以扩建和改善。学术上的主要贡献，首先是系统整理和记录大英博物馆所收藏的玉器，出版了《新石器时代至清代的中国玉器》，在我之前，还没有人如此详细地梳理和研究这批藏品。其次，我认为《莲与龙：中国纹饰》是我写过的最“聪明”的一本书。以云冈石窟为例，其建筑风格实际上受到了希腊和西亚的影响，某些部分饰有涡卷纹，而这种涡卷纹源自西方：你可以在大同的装饰纹样中看到它，但在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上却找不到。这种涡卷纹最早可追溯到古埃及和古希腊，并经由西亚传入中国。我想呈现的是，中国佛教石窟装饰风格的整体演变过程。有些装饰元素随着佛教传入中国，并在本土环境中发展。例如，云冈石窟的一个柱子顶部装饰着被称为“爱奥尼亚柱头”（Ionic capital），这一设计最早诞生于古希腊。明清时期，青花瓷被大量出口到中东，在书的最后几章，我探讨了中东对中国的影响。伊斯兰装饰艺术中出现了中国元素，比如龙和凤，甚至在一些伊斯兰手稿中，也能看到源自中国的云纹。这种交流并非单向，而是双向的、相互作用的。《莲与龙：中国纹饰》正是探讨这种文化互动如何发生，它不仅仅是单个物品的流动，而是随着佛教的传播进入中国，在本土发展，并在蒙古帝国及伊斯兰世界的影响下，又向地中海地区扩散。乍看之下，这似乎微不足道，但实际上，它揭示了所有文化交流的深层机制。这种东西方之间的互动模式，不仅体现在石窟艺术中，也广泛存在于陶器、瓷器等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