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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宁说：“欧美国家的网球市场已逐渐进入饱和阶段，中国被认为可能带来新的爆发性增长点。”他认为，在中国这个网球新兴市场，应更充分地挖掘体育明星的商业价值。“这有利于全面释放中国体育经济的增长潜力。”

　　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走向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的高水平开放，既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有着深刻的学理逻辑。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国际分工从以往的产业间分工深化为产业内分工甚至产品内分工，形成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使产品贸易、国际投资和服务贸易之间的相互依存成为国际经贸交往的核心。比较来看，产品贸易会更多受“边境”规则的约束，服务贸易和投资活动则更多受“边境内”规则的制约。比如，一个提供专利许可和技术咨询服务的企业给国际客户提供服务的方式通常有三种：一是将专利和技术方案存于电子介质，通过网络远距离提供给国外客户；二是派员工到国外与客户见面，面对面提供专利和技术服务；三是到国外投资建立分支机构，实现服务的当地供给。对于提供服务的这一家企业来说，知识产权保护、人员短期流动和签证政策、投资政策、竞争政策等“边境内”规则，是比关税和海关程序等“边境”规则更重要的问题。随着服务贸易和国际投资重要性的提高，特别是当服务贸易和国际投资成为维系国际分工和全球价值链的必要条件时，“边境内”规则对国际经贸交往的影响越来越重要。

　　中央要求谋划新一轮财税改革，税制改革是重头戏，未来增值税、消费税、个税等主要税种还将有进一步改革举措。笔者呼吁，在税收征管不断强化的同时，为促进企业、个人实际税负维持在合理水平，未来税制改革应当统筹考虑降低名义税率。

　　“考核确实多元了，但要做的任务也更多了。”某高校一位教师告诉半月谈记者，相较于过去相对单一的考核标准，如今要求“干啥啥都会”，一些志愿服务、企业课题、基层工作等都纳入到职称等考评体系内，自然“压力山大”。

　　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题中应有之义。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中明确指出：“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加快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加快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形成参与国际大循环的增长点”；在《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中指出：“要重视以国际循环提升国内大循环效率和水平，改善我国生产要素质量和配置水平。”这些重要论述为我们扩大对外开放特别是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了根本遵循。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求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同时，更好发挥开放的作用，在高水平对外开放上形成良性循环，打造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作为经济命脉中的“毛细血管”，供应链直接关系企业生产、经济发展乃至国计民生。当前，关税壁垒引发国际贸易紧张局势升级，维护供应链稳定成为全球企业的共同期盼。

　　从源头控制污染，走互利共赢之路。2012年，皖浙两省在新安江启动全国首个跨省流域生态保护补偿机制试点，按照“谁受益谁补偿、谁保护谁受偿”原则，建立补偿标准体系。年度水质达标，浙江向安徽拨付补偿资金，反之安徽向浙江拨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