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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构建新发展格局》中指出:“二〇〇八年国际金融危机是我国发展格局演变的一个重要分水岭。”改革开放后,我们打开国门,扩大对外贸易和吸引外资。特别是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深度参与国际分工,融入国际大循环,形成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发展格局。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们把扩大内需作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基本立足点,推动经济发展向内需主导转变,国内循环在我国经济中的作用开始显著上升,经常项目顺差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断下降,内需在国民经济循环中的主导作用正在显现。与此同时,国内需求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还有着巨大的增长潜力。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还不够高、居民消费倾向偏低、供给结构对居民消费升级的适配性不够等因素,也制约了我国居民消费增长潜力的进一步释放。
共享理念实质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的是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人民生活水平继续提升,2024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119元,比上年增长6.6%;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为2.34,比上年缩小0.05。社会保障网织密织牢,2024年末全国基本养老保险覆盖10.7亿人,基本医疗保险覆盖13.3亿人;全国共有625万人、3362万人、439万人分别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农村特困人员救助供养。
“泰国也有咖啡,但这是我第一次这么详细地了解咖啡从种植到加工的全流程,还有它背后的历史。”听完讲解人员的介绍后,泰国华裔青年李海昆感慨,“真没想到,一杯咖啡里竟藏着半个多世纪的华侨情结。”
另外,近些年受经济下行、大规模减税降费、楼市土地市场低迷等影响,地方财政收入受到一定冲击,而刚性支出有增无减。在财政收支矛盾不断加大的背景下,地方政府也有更大的动力加强征管,查漏补缺,依法依规征收该征收的税费。当然,税务部门也要同时落实落细减税降费政策,坚守不收“过头税费”红线。
进一步理顺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发挥实效,离不开中央的顶层设计和地方的有效落实。在习近平经济思想指引下,我国进一步理顺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增强地方财政政策落实效能和执行能力,为稳消费、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一是增加地方自主财力。拓展地方税源,适当扩大地方税收管理权限,合理扩大专项债券支持范围,适当扩大用作资本金的领域、规模、比例;规范非税收入管理,下沉部分非税收入管理权限,由地方结合实际差别化管理;适当加强中央事权、提高中央财政支出比例,不得违规要求地方配套资金。二是完善转移支付制度。清理规范专项转移支付,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进一步完善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提升市县财力同事权相匹配的程度;建立促进高质量发展转移支付激励约束机制,引导地方更好服务大局、推动发展。三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推进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稳步下划地方,完善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和抵扣链条,优化共享税分享比例;统筹考虑将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合并为地方附加税,授权地方在一定幅度内确定具体适用税率,提升地方税收自主性和可持续性。四是强化风险防控机制。完善政府债务管理制度,建立全口径地方债务监测监管体系和防范化解隐性债务风险长效机制,统筹推动地方融资平台改革转型,规范举债行为,守住风险底线。
此外,今年链博会还将组织更多展前、展中和展后交流活动,积极推进展商联盟建设工作,发挥链博会特点,加强展商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东莞人喜欢用两座“金字塔”形容这座科学城:一座是以中国散裂中子源、先进阿秒激光等大科学装置和大平台为塔尖,数十家新型大学和新型研发机构、一大批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及企业研发机构等汇聚成的科技创新体系;另一座是由新一代信息技术与智能网联汽车支柱产业,机器人与智能装备制造、半导体与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与健康、新材料与新能源四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生产性服务业、未来产业共同组成的“1+4+1+X”现代化产业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