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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森：我认为，我最大的贡献其实是推动我所在的机构——无论是大英博物馆还是牛津大学——更加重视中国。比如，在大英博物馆资金有限、没有专项拨款的情况下，我想方设法筹措资金，使得中国馆得以扩建和改善。学术上的主要贡献，首先是系统整理和记录大英博物馆所收藏的玉器，出版了《新石器时代至清代的中国玉器》，在我之前，还没有人如此详细地梳理和研究这批藏品。其次，我认为《莲与龙：中国纹饰》是我写过的最“聪明”的一本书。以云冈石窟为例，其建筑风格实际上受到了希腊和西亚的影响，某些部分饰有涡卷纹，而这种涡卷纹源自西方：你可以在大同的装饰纹样中看到它，但在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上却找不到。这种涡卷纹最早可追溯到古埃及和古希腊，并经由西亚传入中国。我想呈现的是，中国佛教石窟装饰风格的整体演变过程。有些装饰元素随着佛教传入中国，并在本土环境中发展。例如，云冈石窟的一个柱子顶部装饰着被称为“爱奥尼亚柱头”（Ionic capital），这一设计最早诞生于古希腊。明清时期，青花瓷被大量出口到中东，在书的最后几章，我探讨了中东对中国的影响。伊斯兰装饰艺术中出现了中国元素，比如龙和凤，甚至在一些伊斯兰手稿中，也能看到源自中国的云纹。这种交流并非单向，而是双向的、相互作用的。《莲与龙：中国纹饰》正是探讨这种文化互动如何发生，它不仅仅是单个物品的流动，而是随着佛教的传播进入中国，在本土发展，并在蒙古帝国及伊斯兰世界的影响下，又向地中海地区扩散。乍看之下，这似乎微不足道，但实际上，它揭示了所有文化交流的深层机制。这种东西方之间的互动模式，不仅体现在石窟艺术中，也广泛存在于陶器、瓷器等领域。

　　人形机器人为何能灵活、精准地运动？关节处的减速机是“幕后英雄”。智同科技公司“十年磨一剑”，自主研发的高精密摆线减速机，打破了国外企业垄断。择“一尺宽”、掘“万米深”，无数中小企业在细分领域挖深、做透、走高，汇聚起产业创新的整体势能。由此，可以看到“由小及大”“以小博大”的道理。

罗森：我在大学里主修了中国文化，分别获得了考古学与历史学，以及中文学位。1971年，我完成了中文学位，并于1975年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那时我还很年轻，对中国既充满惊讶，又无比兴奋。从那一刻起，我对中国的兴趣便与日俱增。我一直希望中国能更加清晰地向世界阐释其独特的魅力，也希望中国能在未来的发展中取得更大的成功。中国已经做得非常出色，理应更加自信；当然，任何国家都会面临挑战，但我对中国始终充满欣赏与敬意。但像我这样专注于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西方学者其实是少数。遗憾的是，这个领域的人数依然稀少。大多数学者的研究对象是现代中国，而这一领域往往涉及政治，常常会变得颇为复杂。我对中国当前的许多政策持认同态度，但在西方学术界，公开表达这样的观点可能会引起同事的不满。然而，研究古代中国就很少会有这样的顾虑。选择研究古代中国，是一个非常明智的决定。 古代中国的历史、文化和思想，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现代中国的许多现象。

　　在富春中学，青年志愿者借助图文展板，生动讲述雷锋事迹，通过互动引导学生思考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践行雷锋精神，鼓励学生将雷锋故事分享给家人，让雷锋精神传递得更远。

　　他认为，人工智能产业高度市场化，政府支持并不能起到决定性作用。“政府不是万能的，市场能做到90%以上的事情，政府需要关注市场做不到的事情，只帮忙不添乱。首先就是造势，打造产业生态，其中就包括应用推广，推动更多行业场景开放。其次是通过政府引导基金引导社会资本。”

　　有记者提问，3月20日，国家出入境管理局发布公告，上线台胞证与台湾居民居住证“双证关联”核验服务、为丢失台胞证又急需乘车乘机的台胞签发电子台湾居民临时通行证两项便利政策。对此有何评论？

　　在富春镇白集小学，一场爱心关怀活动温暖上演。青年志愿者们仔细询问孩子们的学习与生活状况，贴心送上书本等学习用品，鼓励他们努力学习、树立正确人生观，成长为国家栋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