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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森：我在大学里主修了中国文化，分别获得了考古学与历史学，以及中文学位。1971年，我完成了中文学位，并于1975年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那时我还很年轻，对中国既充满惊讶，又无比兴奋。从那一刻起，我对中国的兴趣便与日俱增。我一直希望中国能更加清晰地向世界阐释其独特的魅力，也希望中国能在未来的发展中取得更大的成功。中国已经做得非常出色，理应更加自信；当然，任何国家都会面临挑战，但我对中国始终充满欣赏与敬意。但像我这样专注于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西方学者其实是少数。遗憾的是，这个领域的人数依然稀少。大多数学者的研究对象是现代中国，而这一领域往往涉及政治，常常会变得颇为复杂。我对中国当前的许多政策持认同态度，但在西方学术界，公开表达这样的观点可能会引起同事的不满。然而，研究古代中国就很少会有这样的顾虑。选择研究古代中国，是一个非常明智的决定。 古代中国的历史、文化和思想，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现代中国的许多现象。

　　王健称，《改革方案》就未来三年山东省数字政府建设“干什么、怎么干”作了部署安排，明确17项重点任务，重点谋划建设“1751”数字政府运行工作体系。

罗森：我对这个展览有一些个人看法。相比中世纪以后的历史，我对中国早期的历史更感兴趣。我一直很关注丝绸之路，对于外国人来说，丝绸之路提供了一种理解中国的方式。所有这些东西是怎么传出中国的？我们在欧洲又是如何获得它们的，先是丝绸，后来又有瓷器等？看看英国的大宅邸，你会发现许多房间里摆满了中国瓷器，这是为什么？这一切又是如何发生的？我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由于气候和地质条件的差异，中国和西方，尤其是西亚，孕育出了截然不同的物产，也因此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体系。西方学者常用自己的知识框架来解读中国，比如“青铜时代”“石器时代”“铁器时代”等概念，但我认为这些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气候的不同直接影响了农业模式。比如，中国的稻米和小米在西方并不存在，而西方主要种植小麦、大麦和燕麦，这种农业结构的差异，塑造了两种截然不同的饮食文化：西方人习惯将谷物磨碎，烘焙成面包，而中国人则倾向于将谷物煮熟食用。气候因素还深刻影响了丝绸的诞生。桑蚕的生长依赖温暖湿润的环境，如果没有适宜的气候，就无法养蚕。然而，中国人做了一件独特的事情：他们驯化了桑蚕。这种驯化技术在欧洲和西亚都不存在。因此，丝绸成为中国独有的高价值商品。那么，丝绸又是如何传播出去的呢？关键在于马匹。然而，中国的马匹资源并不丰富。长期以来，中国与蒙古地区的游牧民族的冲突，促使其向西扩张至新疆地区，以寻求更稳定的马匹供应。随后，中国用丝绸换取马匹，同时支付军队驻守当地。从汉代开始，国家便依靠这种方式获取战马，以应对蒙古及其他北方游牧势力的威胁。与此同时，丝绸作为重要的商品，开始大量向西传播。在我看来，丝绸之路的起源是丝绸和马匹的交换。

　　“感觉挺解压的，溜达的同时还能收获新鲜食材。”王紫腾认为，与动辄花费数百元的露营相比，同样亲近自然的挖野菜成本低，还能感知“春天的气息”。

罗森：是的，我能看到事物背后的层次。我最近越发意识到这一点：我能透过表象，看到不同层面的信息，甚至可以说，我能看到一个更完整的世界。比如，在这个房间里，我能看到你所看到的，并准确地描述出来。但除此之外，我还能告诉你，这些东西是如何出现在这里的。如果再深入一层，我可以解释，在英国，人们对它们的兴趣是如何发展起来的。换句话说，我清楚地意识到至少有三层：第一层是最直观的视觉层面，就是你能直接看到的东西，比如壁炉上悬挂的那幅画；第二层是它的背景和来源，即那是一幅中国画，来自琉璃厂，出自一位普通画家之手，这位画家创作了许多荷花题材的作品；第三层则是文化上的视角，在西方，人们通常会把画挂在壁炉上方，而在中国，这种做法并不常见。我之所以能看到这一层，因为我去过中国，若没有亲身经历，我可能就不会有这样的认知。再举个例子，我的考古研究最初是从约旦的考古挖掘工作开始的，因此，对以石材为主的建筑文化，我早就有所了解。但当我到中国后，我惊讶地发现，那里很少用石头建造房屋。直到最近，我才找到答案——为什么中国不怎么用石头建造？因为中国早期的建筑是在黄土上修建的。我擅长提问，习惯于不断追问：“我看到了什么？它为什么会在这里？” 以一只花瓶为例，最基础的问题是，“这是一只花瓶” ，接下来，我们可以问：“它为什么在这里？”答案可能是：“我妈妈在市场上买的。”但再深一层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会用花瓶作台灯的灯座？” 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是：“我们已经这样用了200多年。” 也就是说，每个问题都包含至少三个层次：首先是直观可见的表象，其次是它为何出现在这里，最后是它所承载的文化内涵。对我来说，研究中国最重要的意义之一，就是让我明白，欧洲和西亚的做法并不是世界的唯一的方式，世界上还存在着完全不同的体系，而当你认真去了解另一种体系时，你就会对自己的体系有更深刻的理解。

罗森：我认为，我最大的贡献其实是推动我所在的机构——无论是大英博物馆还是牛津大学——更加重视中国。比如，在大英博物馆资金有限、没有专项拨款的情况下，我想方设法筹措资金，使得中国馆得以扩建和改善。学术上的主要贡献，首先是系统整理和记录大英博物馆所收藏的玉器，出版了《新石器时代至清代的中国玉器》，在我之前，还没有人如此详细地梳理和研究这批藏品。其次，我认为《莲与龙：中国纹饰》是我写过的最“聪明”的一本书。以云冈石窟为例，其建筑风格实际上受到了希腊和西亚的影响，某些部分饰有涡卷纹，而这种涡卷纹源自西方：你可以在大同的装饰纹样中看到它，但在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上却找不到。这种涡卷纹最早可追溯到古埃及和古希腊，并经由西亚传入中国。我想呈现的是，中国佛教石窟装饰风格的整体演变过程。有些装饰元素随着佛教传入中国，并在本土环境中发展。例如，云冈石窟的一个柱子顶部装饰着被称为“爱奥尼亚柱头”（Ionic capital），这一设计最早诞生于古希腊。明清时期，青花瓷被大量出口到中东，在书的最后几章，我探讨了中东对中国的影响。伊斯兰装饰艺术中出现了中国元素，比如龙和凤，甚至在一些伊斯兰手稿中，也能看到源自中国的云纹。这种交流并非单向，而是双向的、相互作用的。《莲与龙：中国纹饰》正是探讨这种文化互动如何发生，它不仅仅是单个物品的流动，而是随着佛教的传播进入中国，在本土发展，并在蒙古帝国及伊斯兰世界的影响下，又向地中海地区扩散。乍看之下，这似乎微不足道，但实际上，它揭示了所有文化交流的深层机制。这种东西方之间的互动模式，不仅体现在石窟艺术中，也广泛存在于陶器、瓷器等领域。

　　[环球时报特约记者 任重]英国政府当地时间13日以“打击普京的战争机器”为由宣布50项新制裁，对象包括5家中国实体。中国驻英国使馆发言人当天回应说，英国政府罔顾国内国际民意，不断火上浇油，不但没有反思自己的恶劣行径，反而罗织罪名制裁中国及其他国家企业，充分暴露了英方的虚伪嘴脸。中方敦促英方立即纠正错误，撤销对中国企业的制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