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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日来，受高温少雨天气影响，黄河流域甘肃、内蒙古、山西、陕西、河南、山东等省（区）出现不同程度的旱情。针对流域相关省（区）旱情，黄河防总和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简称黄委）第一时间分别启动抗旱四级响应和干旱防御Ⅳ级应急响应；自6月14日17时起，针对河南省启动干旱防御Ⅲ级应急响应；要求各相关单位落实落细各项抗旱保供水措施，做好旱情持续或进一步发展的应对准备。

罗森：数字技术已经对考古学带来了巨大变革。当前的考古研究越来越依赖数据的分析，比如化学分析、骨骼医学研究和DNA检测等，这些都离不开数字技术的支持。虽然实验和分析通常由化学或生物技术来完成，但所有的研究数据最终都会被整合进庞大的数据库中，并通过数字化手段进行详细分析。没有计算机，我们就无法进行有效的DNA研究，也无法深入探讨不同地区人群的起源与演变。

　　参与运营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西畔的国家网球中心两片红土网球场地的维宁体育创始人、CEO纪宁8日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本就稀缺的网球场馆在郑钦文夺冠后变得更加炙手可热，现在根本都约不上。”

　　日坛公园“朝阳花坊”也是朝阳区建立的首家朝阳花坊，活动现场还同步在“朝阳家园艺驿站”进行了“朝阳花坊”揭牌，市民游客不仅可以在此品书香、闻花香还可以购买鲜花，装点房间、阳台，为首都大花园增色添彩。(完)

　　澳门3月20日电 (记者 郑嘉伟)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中央政府驻澳门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经济部和澳门特区政府招商投资促进局19日晚在澳门联合举办“2025年澳门春茗暨第137届广交会推介会”。

罗森：我认为，我最大的贡献其实是推动我所在的机构——无论是大英博物馆还是牛津大学——更加重视中国。比如，在大英博物馆资金有限、没有专项拨款的情况下，我想方设法筹措资金，使得中国馆得以扩建和改善。学术上的主要贡献，首先是系统整理和记录大英博物馆所收藏的玉器，出版了《新石器时代至清代的中国玉器》，在我之前，还没有人如此详细地梳理和研究这批藏品。其次，我认为《莲与龙：中国纹饰》是我写过的最“聪明”的一本书。以云冈石窟为例，其建筑风格实际上受到了希腊和西亚的影响，某些部分饰有涡卷纹，而这种涡卷纹源自西方：你可以在大同的装饰纹样中看到它，但在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上却找不到。这种涡卷纹最早可追溯到古埃及和古希腊，并经由西亚传入中国。我想呈现的是，中国佛教石窟装饰风格的整体演变过程。有些装饰元素随着佛教传入中国，并在本土环境中发展。例如，云冈石窟的一个柱子顶部装饰着被称为“爱奥尼亚柱头”（Ionic capital），这一设计最早诞生于古希腊。明清时期，青花瓷被大量出口到中东，在书的最后几章，我探讨了中东对中国的影响。伊斯兰装饰艺术中出现了中国元素，比如龙和凤，甚至在一些伊斯兰手稿中，也能看到源自中国的云纹。这种交流并非单向，而是双向的、相互作用的。《莲与龙：中国纹饰》正是探讨这种文化互动如何发生，它不仅仅是单个物品的流动，而是随着佛教的传播进入中国，在本土发展，并在蒙古帝国及伊斯兰世界的影响下，又向地中海地区扩散。乍看之下，这似乎微不足道，但实际上，它揭示了所有文化交流的深层机制。这种东西方之间的互动模式，不仅体现在石窟艺术中，也广泛存在于陶器、瓷器等领域。

澎湃新闻：在您的最新研究中，黄土高原占据了非常重要的部分，为什么这个区域如此重要？它对中国早期文明的发展产生了哪些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