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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研究工作中,“济南一号”量子微纳卫星与济南、合肥、武汉、北京、上海、南非斯泰伦博斯等地面光学站建立光链路,实现实时星地量子密钥分发实验。星载量子诱骗态光源平均每秒发送2.5亿个信号光子,结合上下行光通信实现密钥的实时提取。研究团队还以卫星作为可信中继,进一步实现了地面北京站和南非斯泰伦博斯站之间的密钥共享和数据中继。
调查研究显示,截至2025年2月,对超15万志愿者的数据分析发现,受访人群夜间平均睡眠时长为6.85小时,比上一年度多6分钟,但依然不足7小时,且多在零点后入睡。26%的人群夜间睡眠时长不足6小时。多数人存在夜间睡眠困扰,65%的人群每周出现1到2次睡眠困扰,主要表现为夜醒/早醒、入睡困难、夜间如厕等。
对进口钢铝产品加征关税,是否就能实现美国政府所谓的“制造业回流”?答案是否定的。就在上个月,美国罐头制造商协会在致美国总统的一封信中指出,美国2018年实施钢铝关税等贸易壁垒措施压垮了马口铁制造商。目前,美国罐头相关制造行业已关闭数条生产线。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研究显示,2018年钢铝关税虽保护了约1.4万个钢铁行业岗位,但导致下游制造业损失了7.5万个岗位,净就业效应为负。大型铝生产商美国铝业近期也警告称,目前的关税政策可能会使美国损失10万个工作岗位。还有分析指出,加征关税看似符合“美国优先”政策,实则反噬美国企业,严重削弱投资者信心,损害美国经济利益,加大美国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
在深入调研摸排的基础上,庆阳快速形成打造特色村情况采集表和项目清单,共梳理基础设施提升改造、电商直播间打造、特色产业发展等项目174个。
罗森:我对这个展览有一些个人看法。相比中世纪以后的历史,我对中国早期的历史更感兴趣。我一直很关注丝绸之路,对于外国人来说,丝绸之路提供了一种理解中国的方式。所有这些东西是怎么传出中国的?我们在欧洲又是如何获得它们的,先是丝绸,后来又有瓷器等?看看英国的大宅邸,你会发现许多房间里摆满了中国瓷器,这是为什么?这一切又是如何发生的?我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由于气候和地质条件的差异,中国和西方,尤其是西亚,孕育出了截然不同的物产,也因此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体系。西方学者常用自己的知识框架来解读中国,比如“青铜时代”“石器时代”“铁器时代”等概念,但我认为这些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气候的不同直接影响了农业模式。比如,中国的稻米和小米在西方并不存在,而西方主要种植小麦、大麦和燕麦,这种农业结构的差异,塑造了两种截然不同的饮食文化:西方人习惯将谷物磨碎,烘焙成面包,而中国人则倾向于将谷物煮熟食用。气候因素还深刻影响了丝绸的诞生。桑蚕的生长依赖温暖湿润的环境,如果没有适宜的气候,就无法养蚕。然而,中国人做了一件独特的事情:他们驯化了桑蚕。这种驯化技术在欧洲和西亚都不存在。因此,丝绸成为中国独有的高价值商品。那么,丝绸又是如何传播出去的呢?关键在于马匹。然而,中国的马匹资源并不丰富。长期以来,中国与蒙古地区的游牧民族的冲突,促使其向西扩张至新疆地区,以寻求更稳定的马匹供应。随后,中国用丝绸换取马匹,同时支付军队驻守当地。从汉代开始,国家便依靠这种方式获取战马,以应对蒙古及其他北方游牧势力的威胁。与此同时,丝绸作为重要的商品,开始大量向西传播。在我看来,丝绸之路的起源是丝绸和马匹的交换。
罗森:中国地域辽阔,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在历史上,对动植物和自然科学的系统研究相对较少。尽管中国有《本草纲目》这样的医学巨著,但在地质学、植物学等自然科学领域的探索却相对有限。而在欧洲,许多学者早已投身于自然研究。例如,在达尔文之前,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便前往南美,考察并记录当地的动植物、地理和气候。我认为,造成这种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科举制度。中国的精英阶层长期以来主要专注于经史典籍的研读,而不是自然世界的探索。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科学研究的发展。相比之下,工匠阶层虽然在木材、陶土、纺织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但他们与知识分子几乎没有交集,知识难以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流通。而在欧洲,社会阶层的流动性相对更强。比如,在一个有多个孩子的家庭中,长子通常继承家业或土地,而其他孩子可能会选择接受教育、进入教会或投身科学探索。像达尔文,他原本打算成为一名牧师,但后来发现自己真正的兴趣是自然科学。洪堡也是如此。他们愿意远行考察。这种探索精神在欧洲的航海时代尤为重要。此外,航海本身也是一个技术挑战。相较于大西洋,横跨太平洋的难度要大得多。太平洋面积庞大,风向复杂,季节性变化显著,航行者必须掌握如何借助风力航行。而且,在漫长的海上航行中,要精确确定自己的位置,必须依赖精准的计时工具。航海钟的发明正是在伦敦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