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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苏”故里眉山城出发,沿岷江二桥向东再向北,驱车10余分钟,便走进了寂静的苏坟山。这里有苏洵与程夫人的合葬墓、苏轼发妻王弗墓,以及苏轼、苏辙的衣冠冢,此处正是苏轼在《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中所描绘的“短松冈”所在地。清明假期,当蔡景晖来到此处时,清晨落雨纷纷,墓园安静得只能听到鸟叫。苏洵和王弗的墓前摆放着很多花束,可见每至清明,苏迷都会相约至此,缅怀先贤。
2025年7月16日至20日,第三届链博会将在北京举办。海内外对链博会的热情彰显中国在全球产业格局调整背景下“稳定器”作用。更多中国企业凭借技术创新与国际合作,为全球供应链稳定注入确定性,带来发展新机遇。
依据国际经济学的理论逻辑,企业为了进入国外市场,需要支付额外的市场进入成本,包括跨国运输成本、“边境”规则产生的贸易成本以及进入国外市场内部的交易成本。运输和通信技术的进步显著降低了跨国运输成本,多边贸易体系的发展大幅度降低了“边境”规则产生的贸易成本;此外,通过国际直接投资可以规避跨国运输成本和“边境”规则产生的贸易成本。因此,如何降低进入一国市场后面临的交易成本,就成为企业面临的最重要、最迫切的问题。因为各国国内规则的差异,企业在进入国外市场之后需要适应新的规则体系,并作出各种调整和变化,由此带来额外的交易成本。因此,为了维系和便利这种复杂的国际经贸交往,既需要改善各国的市场准入条件,更需要在协调各国国内政策、规则和制度的基础上形成新的面向未来的国际规则。
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走向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的高水平开放,既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有着深刻的学理逻辑。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国际分工从以往的产业间分工深化为产业内分工甚至产品内分工,形成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使产品贸易、国际投资和服务贸易之间的相互依存成为国际经贸交往的核心。比较来看,产品贸易会更多受“边境”规则的约束,服务贸易和投资活动则更多受“边境内”规则的制约。比如,一个提供专利许可和技术咨询服务的企业给国际客户提供服务的方式通常有三种:一是将专利和技术方案存于电子介质,通过网络远距离提供给国外客户;二是派员工到国外与客户见面,面对面提供专利和技术服务;三是到国外投资建立分支机构,实现服务的当地供给。对于提供服务的这一家企业来说,知识产权保护、人员短期流动和签证政策、投资政策、竞争政策等“边境内”规则,是比关税和海关程序等“边境”规则更重要的问题。随着服务贸易和国际投资重要性的提高,特别是当服务贸易和国际投资成为维系国际分工和全球价值链的必要条件时,“边境内”规则对国际经贸交往的影响越来越重要。
北京4月7日电 巴马科消息:当地时间4月6日,马里安全部门通过该国国家电视台发表声明,谴责邻国阿尔及利亚在两国边境附近击落了一架马里侦察无人机。
南开大学教授祁艳玲等学者建议,加大对基础研究项目的长周期资助,延长整体考核年限,允许“失败”,并回归“预聘-长聘”的制度理念,筛选有学术志向和潜力的青年学者,让他们专注研究领域或扩展新的跨学科方向。一位科研机构工作人员建议,可以建立科技人才“代表作”制度,鼓励科研人员提交最能体现其学术水平和贡献的成果,突出关键成果的价值。
进一步理顺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发挥实效,离不开中央的顶层设计和地方的有效落实。在习近平经济思想指引下,我国进一步理顺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增强地方财政政策落实效能和执行能力,为稳消费、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一是增加地方自主财力。拓展地方税源,适当扩大地方税收管理权限,合理扩大专项债券支持范围,适当扩大用作资本金的领域、规模、比例;规范非税收入管理,下沉部分非税收入管理权限,由地方结合实际差别化管理;适当加强中央事权、提高中央财政支出比例,不得违规要求地方配套资金。二是完善转移支付制度。清理规范专项转移支付,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进一步完善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提升市县财力同事权相匹配的程度;建立促进高质量发展转移支付激励约束机制,引导地方更好服务大局、推动发展。三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推进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稳步下划地方,完善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和抵扣链条,优化共享税分享比例;统筹考虑将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合并为地方附加税,授权地方在一定幅度内确定具体适用税率,提升地方税收自主性和可持续性。四是强化风险防控机制。完善政府债务管理制度,建立全口径地方债务监测监管体系和防范化解隐性债务风险长效机制,统筹推动地方融资平台改革转型,规范举债行为,守住风险底线。